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這邊獨好
?。ㄎ恼掳l表于2005年)
貴州的自然地理環境,屬地球上如南非、北美、地中海沿岸和澳大利亞幾大塊一樣的喀斯特巖溶地貌區。而貴州的畢節地區,其喀斯特更為典型,河谷深切、地形破碎,巖石裸露、土地貧瘠、人民深度貧困。這塊中國革命的老區,在2.6853萬平方公里的貧瘠土地上,超負荷地承載著558.87萬人口。如果除去占90%的掛在陡坡上的旱地,就只剩下60.2萬畝能種水稻的耕地了。人地矛盾凸現的結果,貧困、生態、人口三大問題交織在一起,猶如一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558.87萬人口生存的壓力,無限制墾植的落后耕作方式,長期以來,形成了“越生越墾、越墾越窮、越窮越生”的惡性循環,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森林覆蓋率由1957年的12.84%急劇下降到1987年的8.53%,水土流失面積達62.7%,使這個民族居住區面臨喪失基本生存條件的巨大危機。同時,由于貴州地處長江和珠江上游,水土的大量流失,又給兩江下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
1985年冬,胡錦濤來到了攬月詩翁筆下的磅礴烏蒙,來到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代領導核心形成并開始中國革命戰略大轉折的新起點。
公元1904年,一個名叫伯格里的英國牧師,來到了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一個名叫石門坎的小村,那是一個邊遠的蠻荒之地。就在這塊物質極度匱乏的地方,開展了一場文字創新和平民教育運動。蓋起了學校,修了足球場,還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當地的老苗語,自編了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這樣的教材,免費招收貧窮的學生。后來,一場瘟疫,當地的百姓都走了,他卻留下來呵護著他可愛的中國學生。最后,瘟疫奪去了他的生命。
伯格里去了,在中國荒涼的一個小村里,留下了他的墳墓,留下了他培育出來的一代中華精英。資料記載,這里曾經創造過西南乃至中國的許多個第一:創制苗文、創辦烏蒙山第一所苗民小學、威寧縣第一所中學、培養出苗族歷史上第一個博士、在中國首創和實踐雙語教學、開中國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創建烏蒙山第一個西醫醫院……。還培養出廳級以上干部20名。他留下了知識與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留下了一個在物質“煉獄”創造文化“圣地”的神話。一百年過去了,至今這個苗族小村,老人們盡管不識字,卻居然能說上幾句英語。伯格里用他的實踐告訴人們:進步的科學文化加艱苦創業,可以在落后的貧困地區,實現教育的超常規跨越。
省委書記講述的這個鮮為人知的故事,也許很多人并沒有真正領悟他講這個故事的良苦用心。但這個敬業的英國牧師的故事,實在讓人深思、令人發省,讓干部們難以平靜。
為了掌握貴州的真實情況,為了早日定下脫貧和生態良性循環的大計方針,胡錦濤很快就一頭扎進了茫茫人海之中。在城市,在農村、在田頭、在街巷,經常出現令人驚奇的一幕幕:
“老鄉,你這白菜多少錢一斤?”
“白菜四角!”
菜販邊說邊整理他的菜攤,無意間一抬頭,忽然一楞,半驚半疑地說:“耶!你怕是胡錦濤哦?”
剎那間,市場的人們圍聚過來,爭著同他們新來的父母官握手。這樣的事件在畢節、在貴州比比皆是,很多工人、農民、商販都能津津樂道地說起和胡錦濤“遭遇”的動人情景,不少人還留下了珍貴的照片。
他常常是只帶一個兼秘書的司機下基層調查,這使很多干部都感到不可理解和意外。不過,這也常常給手下人添了許多“麻煩”。
從進入貴州到一九八七年底,全省87個縣市,無不留下這位省委書記的足跡。在畢節的林口鎮,他看到了生態破壞的嚴重,更感受到貧困程度竟如此之深。據當時的地委書記祿文斌說,全區貧困人口占總數69%,其中有上百萬極貧農民,人畜共居在低矮、潮濕、窄小的杈杈房子里,全部家產不足100元。
一九八五年,一位新華社記者曾實錄一段采訪資料:
赫章縣海雀村苗族老大娘,“瘦得只剩下枯干的骨架支撐著腦袋,一年缺三個月鹽,全家四口人只有三只碗”。
“苗族老大娘王朝珍,衣衫破爛掩不住胸肚,一見有人來,趕忙雙手屈抱胸前,羞愧地低下了頭。”
這使年輕的省委書記十分震撼。這可是對中國革命作出突出貢獻的老區??!據陳云保留下來當時的記事本記述,遵義會議后,紅軍長征到達畢節林口鎮一個叫“雞鳴三省”(云貴川三省交界)的地方,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在這里舉行了“政治局分工會議”,正式確定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指揮權,毛澤東真正把握中國革命的方向是從這里開始的。同期,賀龍、任弼時、王震、肖克帶領紅軍與敵周旋,在這里創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95個鄉村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有5000多名畢節兒女參加了紅軍,從這里走上了長征路。身受重托,來到老區,胡錦濤心情難以平靜。
1986年4月,他又一次返回畢節。這一次,他在赫章縣一住三天,石板房、茅草屋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不斷囑咐隨行人員,要多問群眾疾苦,多關心群眾溫飽,切實為群眾排憂解難。
這一年的夏季里,國務院和有關部委也正在抓緊研究脫貧問題。省委、省府、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工商聯、各民主黨派,都在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兩次“三巖”會議,《貴州省農村經濟發展研究》、《畢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構想》、《關于貴州糧食問題的匯報》,篇篇向貧窮宣戰的檄文,從四面八方匯集到胡錦濤為班長的司令部。
多少事、從來急,貴州脫貧的突破口選在哪里?脫貧的路在何方?年輕的省委書記常常是食不知味,寢不安席。
人們都不會忘記,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國,改革開放正方興未艾,沿海沿邊各顯神通,各種經濟開發區、高科技園區等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中國大地上。到處是炮聲隆隆,鑼鼓喧天,剪彩、奠基,“賣土地”乃至“炒土地”,成了對外開放的代名詞。如何“先富起來”,人人爭當“萬元戶” 成了國人的熱門話題。但是,在烏蒙山區這個偏僻的地方,胡錦濤卻在為百姓的溫飽和生存環境問題而輾轉難眠。
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情況,胡錦濤曾委托當時省顧委副主任、貴州省經濟方面的專家何仁仲帶領一批人到全省各地深入調查研究。何仁仲帶領一班人對畢節金沙縣涼水鄉黨委書記楊明生辭職帶領鄉親們搞高原林業生產合作社,普定縣蒙普河小流域的綜合治理,楣潭縣核桃鎮發展茶葉、增加植被等成功經驗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總結。
記者在采訪何仁仲時,何老仍記憶猶新地說:”錦濤書記在貴州主持工作期間,最大的特點就是深入實際,一切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出發,貴州全省他都跑到了。1986年,錦濤書記又讓我帶人到西北考察農田水利建設和植樹造林情況。我帶了農業、林業方面的專家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以及畢節地區的專員十幾個人先后到西北甘肅的定西、河西走廊、隴南、西海固等地區,考察了那里農田基本建設和植樹造林情況?;貋砗蠼Y合貴州情況作了匯報,在省委研究的時候,胡錦濤很堅定地提出要從人口、生態、糧食幾個方面總體考慮,要綜合規劃、綜合治理、協調發展,解決這個大問題。
一個前瞻性的思路逐漸明確,一個重大的決策逐漸成熟:“開發扶貧、生態建設”。
1988年1月7日,胡錦濤約見有關干部,正式面授關于建立“畢節地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的思路。由省有關部門牽頭,在畢節地委、行署負責人參與下,終于在1月14日形成了第一份草案討論稿。
3月9日,胡錦濤親自主持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逐段逐句地研究了《討論稿》,決定由蘇鋼、喬學珩帶領原研究小組對方案再修改,完善后上報國務院,爭取國務院及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一個月后,胡錦濤來到田紀云副總理辦公室匯報情況。田副總理肯定了貴州提出的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大力發展集體、個體經濟的意見,贊同“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的思路,并委托國務委員陳俊生召集17個部辦委負責人會議,研究建立畢節試驗區的問題。胡錦濤出席了4月11日召開的這次會議。會上,各部委一致贊同建立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
4月中旬,胡錦濤在北京貴陽飯店邀請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舉行座談會,代表省委、省府邀請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對畢節地區開展智力支邊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多黨合作,共探可持續發展規律、共促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創舉,又一次共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多黨合作新篇章。不久,九三學社、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中央分別派員組成赴黔工作組,對畢節進行了為期13天的考察論證,從專家的角度,對畢節試驗區的規劃和項目,提出了極為寶貴的意見。后來,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與畢節地區協商成立了制度化的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錢偉長親自任組長。民盟、民革、民進、致公黨、九三學社、農工黨、全國工商聯都派重量級人物參加,包括在京各學科、各研究領域的一流專家,組成畢節試驗區各項決策咨詢的智囊團。這項合作制度,至今年已持續了4屆17年的時間(前3屆組長為錢偉長,現任組長為厲以寧)。
1988年6月9日,國務院以“國辦通(1988)38號”文件正式批復,同意建立畢節地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至此,胡錦濤主黔兩年多以來,一個經他深入調查、苦苦求索、反復論證的脫貧方案;一個凝聚著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超前部署;一個凝聚著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國家有關部委、各界有識之士對畢節的關懷和支持,凝聚著畢節各族人民長期奮斗和艱苦探索的重大決策正式誕生了。
1988年6月6日至8日,貴州省委、省府召開了畢節地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工作會議(建立試驗區的標志性會議)。胡錦濤在會上說:“畢節地區是開發扶貧、生態建設的試驗區”, “這是畢節地區的情況所決定的。”他還說,“全國的所有特區、開發區都是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采取出口導向的經濟戰略,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目標;而畢節地區作為內陸邊遠山區,則是以市場為導向,發揮資源優勢,以發展商品經濟為目標;特區、開發區是解決經濟起飛、先富起來的問題,而我們則是改變貧困面貌,繼續解決溫飽問題。”
胡錦濤在會上強調,“牢牢把握開發扶貧、生態建設這個主題,要針對全地區還有300萬農村人口溫飽問題沒有徹底解決這一現實,采用一切有利于擺脫貧困、落后的政策和措施,加快資源開發,加速勞動力轉移,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逐步實現絕大多數農民脫貧的目標。”還說:“要針對全地區水土流失面積已占總面積一半以上的現實,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全面規劃,綜合治理,把生態建設和經濟開發緊密結合起來。盡快停止人為的生態破壞,并逐步走向生態良性循環。如果這兩大目標都能如期實現,那就表明試驗區的改革試驗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當天的會上,胡錦濤宣布:“同志們,經過前段時間的醞釀準備,加上這次會議所做的工作,建立試驗區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序幕已經拉開。這次會議后,畢節試驗區就要由準備階段轉入起步階段。”
有關專家指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一個貧困地區,如此重視生態建設,把貧困、生態、人口問題統籌考慮,協調發展,并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在大范圍實施,世界上還沒有先例。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到1992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人類環境會議上,“可持續發展”才被廣泛認可,正式寫進《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世界21世紀議程》,被規定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戰略。
“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在八十年代無疑是極具前瞻性和科學性的光輝力作。以市場手段和多種成分并存的經濟手段去實施這個方案,則更是這位穩健的省委書記獨具的膽略和魄力。正如后來中共貴州省委、省府一致認同的那樣,由胡錦濤倡導和推動的畢節試驗區確定的“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三大試驗主題,將畢節多年的痼疾,近憂遠慮一體解決,“是一大創舉,對貧困地區具有普遍意義”。
開發扶貧,就是“要實現由救濟扶貧向開發扶貧的轉變”,“要改革扶貧方式和扶貧工作”。胡錦濤主張用市場經濟的手段,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法,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來改變現有貧困狀況。畢節地區能源資源豐富,水、煤潛力很大。發展所需的資金,靠落后的小農經濟來實現資金積累是不可能的,必須靠開放、開發。投資者不是沖著誰的號召來投資的,是市場魔棒的作用。胡錦濤要求:“堅決克服怕吃虧、怕當殖民地、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小生產狹隘觀念;從思想上解決好讓利于外,讓利在先的問題。”這樣,外面的資金才會流入,才能加快資源開發,促進經濟的發展。要敞開大山般的廣闊胸懷,打開山門,廣納百川,引資合作,加快發展。
畢節試驗區堅定不移執行胡錦濤的指示,遵守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合理讓利,在引進投資合作方面,取得了十分喜人的進展。山東袞礦集團、美國漢斯集團、華電集團、西洋集團、新澳集團、國電集團等相繼進入畢節。更多投資者接踵而來……他們抓住了“西電東送”、西部開發的有利時機,搶灘市場,在水、電、煤、路等項目涉及的幾個縣,承擔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等等。據統計,近年來,大納公路、貴畢公路、內昆鐵路威畢段,金沙火電廠、洪家渡電站、納雍火電廠、黔北火電廠、索風營水電站、引子渡電站、納雍火電二廠、黔西火電廠、大方火電廠、織金火電廠、畢節頭步電廠、大方、黔西城市供水和污染治理、草海污染治理和綜合開發,等等項目,已完成投資235億元人民幣。這將為加快畢節地區的發展和積蓄后發優勢,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有了強大的第二產業,就能如胡錦濤所講的那樣,為“加速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加快城市化進程,才能最終走出貧困。
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多渠道開發扶貧,胡錦濤指出:“特別是領導干部,只要不再兩眼盯著全民,多種經濟成份就可以發展起來。”
在畢節廣泛傳誦著胡錦濤三次看望被他稱為“鄉土人才”的畢節市觀音鄉農民企業家熊廷順的故事。1986年、1988年、1996年曾三次到過熊廷順家,勉勵他“思想要解放一點,放心大膽地領著鄉親們干,爭取當上萬元戶”。并囑咐他,“扶貧要先扶智,要辦工廠,讓鄉親們學技術、學知識。”為了更深入地了解胡錦濤三次造訪熊廷順家的具體情況和動因,記者曾兩次來到熊廷順的企業和家庭采訪。
熊廷順沒有辜負胡總書記的期望。從1984年以來,熊廷順從摸著石頭過河辦企業到大膽追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20年來,他的建筑公司已發展成為包括建筑、房屋開發、五金、建材等在內的集團公司。有員工兩千多人,解決了當地許多少數民族農民子弟、下崗職工、退伍軍人的就業。富起來以后的熊廷順富而思源、富而思進,始終保持著農民忠厚、質樸的本性和勤儉持家的家風,但卻熱心公益事業、樂于助人。每年向國家上繳利稅四、五百萬,他的誠實經營、誠實做人成為當地農民致富和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在當地鄉親和老百姓中有著極高的聲譽和口碑。
他的女兒熊亮對記者說:“我們一定繼承父親的優良品德,牢記胡書記的教導,決不辜負胡書記的期望,把企業辦得更好,帶動更多的人富起來,為胡總書記爭光、讓胡總書記放心。”
熊廷順一家和其它數百萬畢節人民一樣,以他們自身的行動參與了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試驗區的偉大實踐,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親身經歷,生動地描繪了畢節試驗區17年來改天換地戰貧困,科學發展奔小康的偉大歷史進程。
熊廷順只是畢節眾多成功農民企業家的一個代表,正是這一大批農民企業家作為開發扶貧的帶頭人,艱苦創業,樂于奉獻,使畢節一步步脫離貧窮、走向富庶。正如胡錦濤所說:“隨著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各地都涌現出了一批有膽略、有魄力、懂生產、會經營的商品生產經營者,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已經成長為名副其實的企業家,他們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帶頭人,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胡錦濤還強調:“一定要正確對待他們,充分肯定他們在改革和發展商品經濟中的開拓精神,對他們的缺點和失誤,要真心誠意地教育和幫助。要善于發展‘能人效應’,力求用好一個能人,帶動周圍一片,形成一個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良好環境。”
“開發扶貧”有著深刻的內涵和廣泛的外延空間。試驗區17年來,不斷探索和拓展“開發扶貧”的新思路、新辦法,切實有效地提高了農民收入,將貧困人口從1985年的300萬人減少到現在的60多萬人,全區農民人均年收入從1988年的226元提高到2004年的1664元。
試驗區的“生態建設”比“開發扶貧”更艱巨,也更精彩。300多萬貧困人口,可以在20多年里實現脫貧,但畢節地區的巖溶生態遭到大面積破壞之后,20年的時間是難以恢復的。環境的價值往往很多人不予承認,他們漠視空氣、水、陽光對于人類生存的價值,當人們要掏出高于從破壞環境得到的報酬的數倍投資來治理環境時,這才悔不當初,才承認環境價值的存在。生態建設這一主題,是試驗區永恒的主題。據當地干部向記者介紹,當年胡錦濤看完林口鎮和燕子口鎮,小煤廠、小鐵廠、小硫磺廠,星羅棋布,熱火朝天,不僅沒有興奮,而是憂心地說,發展經濟也不能搞得草木不生,莊稼不長??!要在技改上想辦法,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在試驗區由準備階段轉入起步階段的前夜,胡錦濤在會上宣布:“開發扶貧,生態建設兩大目標,如果沒有實現,那就說明試驗區的任務沒有完成。”他提醒大家說,“要實現這兩大目標,任務是艱巨的”,“要強化對開發扶貧、生態建設工作的領導,強化有利于開發扶貧的生態建設的政策,有傾斜地安排開發扶貧和生態建設資金投入和技術投入”;“鼓勵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科技人員、干部,以調離、停薪停職、留薪留職、退職、辭職等方式去承包、租賃企業和承包、領辦、創辦鄉鎮企業,從事開發性生產”。試驗區根據市場經濟規律,確定了林權歸屬和保護的政策,寓生態建設于經濟建設之中,實現非公有制生態投資者、參與者的林權保護,并使之落到了實處。
生態建設的新思路,引發了民眾治山治水的新辦法。試驗區內,“山頂植樹育林戴帽子;山腰栽植植物墻、坡改梯,橫耕聚隴栽培系帶子;坡地種牧草,綠肥鋪毯子;大辦鄉鎮企業、庭院經濟、多種經營找票子;大田大壩改造中低產田土,興修水利,推廣農業實用科技種谷子。”人們稱之為“五子登科”治理方案。
生態建設的目標是水青山綠,減少水土流失,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試驗區在1988年12月1日,正式確定為世界糧食計劃署《中國3356》工程,采取以糧換工方式,中國政府提供配套資金2542.86萬元,糧援組織提供98250噸糧食,通過長達5年的林、土、田、路、水、山綜合治理,使織金、納雍兩縣森林覆蓋率上升至30%,森灌覆蓋率為35%,水土流失面積減少41%,土壤侵蝕量減少68%,年侵蝕指數減少46%。
金沙縣湖水鄉1666人在苗族鄉黨委書記楊明生帶領下,成立了高原營林合作社,從1984年7月起,至91年止,七年共營造林木25300畝,成活率達87%,保存率達82%,還對原有8000畝山林封禁,森林覆蓋率達70%以上,據專家估算,1991年,全社林木價值可達3500萬元,人均2萬元,5年后增值為5000萬元,人均達3萬元。
試驗區坡改梯、退耕、還林還草、封山育林育草和環境綜合治理已經堅持了15年?,F在,畢節地區的森林覆蓋率已由87年的8.53%上升為98年的16.44%,境內四小企業大面積的污染得到遏制。政府正在爭取總投資4.15億元的水土保持世行貸款生態建設項目,進一步擴大退耕還林面積,加快水青山綠的步伐。
“人口控制”是試驗區貫徹始終的主題。貴州省委、省府根據胡錦濤建立試驗區的初衷和創意,于一九八九年元月二十九日研究決定,將這一主題亮在明處,形成與開發扶貧、生態建設并列的重大主題之一。試驗區參照人地掛鉤的辦法,提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措施,規定凡墾荒地政府不予承認并強力制止。
人口控制的關健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質。胡錦濤對熊廷順說過,扶貧一定要先扶智,不要光給錢;要讓他們在思想上、文化上、觀念上有所進步。試驗區還在準備階段,胡錦濤就邀請國家智力支邊協調小組來畢節智力扶貧。八大民主黨派,每個黨派包一個縣、市對口幫助。十多年來,試驗區已接收扶貧資金1000多萬元,興建改造希望小學、職業中學40多所,培訓各類人才近10萬人次。在試驗區各縣,現在到處可以看到“上完初中再去打工”之類的勸學標語,初中入學率有所提高。據統計,17年間少生了80萬人,試驗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1.29‰已下降到11.12‰。
時光荏苒,17年的時間彈指一揮間。然而,在畢節地區的歷史上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圍繞著試驗區的三大主題,他們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階段性成果。
古之大治天下者,其要旨在“適變”和“卑政”。所謂“適變”,是指治國方略要因時而變,不可拘于某種成法,更不必效法已有的成規,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所謂“卑政”,是指政策不以好高騖遠、玄妙難行為貴,而應以切合實際,利民易行為高,也就是親民、務實。這也正是新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執政理念和執政風格的集中體現。
畢節試驗區之所以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之所以獲得突破性的成功,正是因為做到了“適變”和“卑政”。畢節試驗區的建立和發展,應該說有它歷史的必然性,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
把畢節試驗區放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來看,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深圳特區、浦東開發區的建立是為了解決沿邊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問題;而畢節試驗區的建立則是為了解決廣大貧窮落后地區人民溫飽,走上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問題。一先一后,一東一西,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在治國方略上的高瞻遠矚、宏圖大略;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勵精圖治、執政為民的良苦用心。
翻開中國地圖,畢節地處西南黔、滇、川三省交界之一隅,封閉、落后、貧窮。而當畢節以脫貧奇跡凸現在世人面前時,那里的創業者已經不聲不響地奮斗了17個春秋。
雖然,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發達地區比較,畢節乃至西部仍然相當地落后和貧窮。然而,畢節的開發建設方興未艾,中國西部的開發建設方興未艾,這里已是一片熱土,這里正展示著中國西部的未來和希望。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錦濤,奉命來到西南邊陲的貴州省任省委書記。這是一個既不靠海、也不沿邊、貧窮落后、多民族的內陸山區省份。歷史前進的車輪行進到二十一世紀的初葉,中國這艘巨輪在經歷了改革開放高速發展的歷史階段之后,又朝著新的方向啟動了新一輪的偉大航程。
科學發展、全面建設小康、構建和諧社會,是新一輪航程的偉大旗幟。
這面旗幟閃耀著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核心的智慧和理性的光芒;凝聚了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勵精圖治、艱苦探索的心智;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不斷完善和提高認識,提高執政能力的科學精神。
一切認識都來源于實踐,一切成功都來自于探索。
中國貴州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試驗區的實踐就生動的詮釋了這個真理。
貴州的自然地理環境,屬地球上如南非、北美、地中海沿岸和澳大利亞幾大塊一樣的喀斯特巖溶地貌區。而貴州的畢節地區,其喀斯特更為典型,河谷深切、地形破碎,巖石裸露、土地貧瘠、人民深度貧困。這塊中國革命的老區,在2.6853萬平方公里的貧瘠土地上,超負荷地承載著558.87萬人口。如果除去占90%的掛在陡坡上的旱地,就只剩下60.2萬畝能種水稻的耕地了。人地矛盾凸現的結果,貧困、生態、人口三大問題交織在一起,猶如一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558.87萬人口生存的壓力,無限制墾植的落后耕作方式,長期以來,形成了“越生越墾、越墾越窮、越窮越生”的惡性循環,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森林覆蓋率由1957年的12.84%急劇下降到1987年的8.53%,水土流失面積達62.7%,使這個民族居住區面臨喪失基本生存條件的巨大危機。同時,由于貴州地處長江和珠江上游,水土的大量流失,又給兩江下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
1985年冬,胡錦濤來到了攬月詩翁筆下的磅礴烏蒙,來到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代領導核心形成并開始中國革命戰略大轉折的新起點。
考察:深入而具體
上任伊始,胡錦濤深知自己肩上擔子的份量。如何改變貴州省貧窮落后的面貌?帶領全省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是時代賦予他的重大歷史使命。在省里的干部見面會上,他沒有更多地講他的施政綱領,而是出人意料地給黔官們講述了一個外國人的故事。公元1904年,一個名叫伯格里的英國牧師,來到了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一個名叫石門坎的小村,那是一個邊遠的蠻荒之地。就在這塊物質極度匱乏的地方,開展了一場文字創新和平民教育運動。蓋起了學校,修了足球場,還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當地的老苗語,自編了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這樣的教材,免費招收貧窮的學生。后來,一場瘟疫,當地的百姓都走了,他卻留下來呵護著他可愛的中國學生。最后,瘟疫奪去了他的生命。
伯格里去了,在中國荒涼的一個小村里,留下了他的墳墓,留下了他培育出來的一代中華精英。資料記載,這里曾經創造過西南乃至中國的許多個第一:創制苗文、創辦烏蒙山第一所苗民小學、威寧縣第一所中學、培養出苗族歷史上第一個博士、在中國首創和實踐雙語教學、開中國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創建烏蒙山第一個西醫醫院……。還培養出廳級以上干部20名。他留下了知識與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留下了一個在物質“煉獄”創造文化“圣地”的神話。一百年過去了,至今這個苗族小村,老人們盡管不識字,卻居然能說上幾句英語。伯格里用他的實踐告訴人們:進步的科學文化加艱苦創業,可以在落后的貧困地區,實現教育的超常規跨越。
省委書記講述的這個鮮為人知的故事,也許很多人并沒有真正領悟他講這個故事的良苦用心。但這個敬業的英國牧師的故事,實在讓人深思、令人發省,讓干部們難以平靜。
為了掌握貴州的真實情況,為了早日定下脫貧和生態良性循環的大計方針,胡錦濤很快就一頭扎進了茫茫人海之中。在城市,在農村、在田頭、在街巷,經常出現令人驚奇的一幕幕:
“老鄉,你這白菜多少錢一斤?”
“白菜四角!”
菜販邊說邊整理他的菜攤,無意間一抬頭,忽然一楞,半驚半疑地說:“耶!你怕是胡錦濤哦?”
剎那間,市場的人們圍聚過來,爭著同他們新來的父母官握手。這樣的事件在畢節、在貴州比比皆是,很多工人、農民、商販都能津津樂道地說起和胡錦濤“遭遇”的動人情景,不少人還留下了珍貴的照片。
他常常是只帶一個兼秘書的司機下基層調查,這使很多干部都感到不可理解和意外。不過,這也常常給手下人添了許多“麻煩”。
從進入貴州到一九八七年底,全省87個縣市,無不留下這位省委書記的足跡。在畢節的林口鎮,他看到了生態破壞的嚴重,更感受到貧困程度竟如此之深。據當時的地委書記祿文斌說,全區貧困人口占總數69%,其中有上百萬極貧農民,人畜共居在低矮、潮濕、窄小的杈杈房子里,全部家產不足100元。
一九八五年,一位新華社記者曾實錄一段采訪資料:
赫章縣海雀村苗族老大娘,“瘦得只剩下枯干的骨架支撐著腦袋,一年缺三個月鹽,全家四口人只有三只碗”。
“苗族老大娘王朝珍,衣衫破爛掩不住胸肚,一見有人來,趕忙雙手屈抱胸前,羞愧地低下了頭。”
這使年輕的省委書記十分震撼。這可是對中國革命作出突出貢獻的老區??!據陳云保留下來當時的記事本記述,遵義會議后,紅軍長征到達畢節林口鎮一個叫“雞鳴三省”(云貴川三省交界)的地方,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在這里舉行了“政治局分工會議”,正式確定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指揮權,毛澤東真正把握中國革命的方向是從這里開始的。同期,賀龍、任弼時、王震、肖克帶領紅軍與敵周旋,在這里創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95個鄉村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有5000多名畢節兒女參加了紅軍,從這里走上了長征路。身受重托,來到老區,胡錦濤心情難以平靜。
1986年4月,他又一次返回畢節。這一次,他在赫章縣一住三天,石板房、茅草屋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不斷囑咐隨行人員,要多問群眾疾苦,多關心群眾溫飽,切實為群眾排憂解難。
這一年的夏季里,國務院和有關部委也正在抓緊研究脫貧問題。省委、省府、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工商聯、各民主黨派,都在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兩次“三巖”會議,《貴州省農村經濟發展研究》、《畢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構想》、《關于貴州糧食問題的匯報》,篇篇向貧窮宣戰的檄文,從四面八方匯集到胡錦濤為班長的司令部。
多少事、從來急,貴州脫貧的突破口選在哪里?脫貧的路在何方?年輕的省委書記常常是食不知味,寢不安席。
人們都不會忘記,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國,改革開放正方興未艾,沿海沿邊各顯神通,各種經濟開發區、高科技園區等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中國大地上。到處是炮聲隆隆,鑼鼓喧天,剪彩、奠基,“賣土地”乃至“炒土地”,成了對外開放的代名詞。如何“先富起來”,人人爭當“萬元戶” 成了國人的熱門話題。但是,在烏蒙山區這個偏僻的地方,胡錦濤卻在為百姓的溫飽和生存環境問題而輾轉難眠。
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情況,胡錦濤曾委托當時省顧委副主任、貴州省經濟方面的專家何仁仲帶領一批人到全省各地深入調查研究。何仁仲帶領一班人對畢節金沙縣涼水鄉黨委書記楊明生辭職帶領鄉親們搞高原林業生產合作社,普定縣蒙普河小流域的綜合治理,楣潭縣核桃鎮發展茶葉、增加植被等成功經驗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總結。
記者在采訪何仁仲時,何老仍記憶猶新地說:”錦濤書記在貴州主持工作期間,最大的特點就是深入實際,一切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出發,貴州全省他都跑到了。1986年,錦濤書記又讓我帶人到西北考察農田水利建設和植樹造林情況。我帶了農業、林業方面的專家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以及畢節地區的專員十幾個人先后到西北甘肅的定西、河西走廊、隴南、西海固等地區,考察了那里農田基本建設和植樹造林情況?;貋砗蠼Y合貴州情況作了匯報,在省委研究的時候,胡錦濤很堅定地提出要從人口、生態、糧食幾個方面總體考慮,要綜合規劃、綜合治理、協調發展,解決這個大問題。
探索:艱難而曲折
1987年下半年,也就是在長達一年半以上的時間里,以胡錦濤為代表的貴州省委、省府在廣泛調研、廣泛吸收人類最新思想成果、認真總結人民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決定變全面推進為重點突破,選擇在畢節地區建立“試驗區”。這是為貴州脫貧,“近期作示范,長遠探路子”的富有前瞻性的戰略決策。這是一條非傳統模式的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相互協調發展,既能滿足自身需求,又不危害他人,還不對滿足后代人需求能力構成危害的“循環經濟”,即“零污染”理念的發展之路。一個前瞻性的思路逐漸明確,一個重大的決策逐漸成熟:“開發扶貧、生態建設”。
1988年1月7日,胡錦濤約見有關干部,正式面授關于建立“畢節地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的思路。由省有關部門牽頭,在畢節地委、行署負責人參與下,終于在1月14日形成了第一份草案討論稿。
3月9日,胡錦濤親自主持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逐段逐句地研究了《討論稿》,決定由蘇鋼、喬學珩帶領原研究小組對方案再修改,完善后上報國務院,爭取國務院及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一個月后,胡錦濤來到田紀云副總理辦公室匯報情況。田副總理肯定了貴州提出的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大力發展集體、個體經濟的意見,贊同“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的思路,并委托國務委員陳俊生召集17個部辦委負責人會議,研究建立畢節試驗區的問題。胡錦濤出席了4月11日召開的這次會議。會上,各部委一致贊同建立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
4月中旬,胡錦濤在北京貴陽飯店邀請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舉行座談會,代表省委、省府邀請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對畢節地區開展智力支邊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多黨合作,共探可持續發展規律、共促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創舉,又一次共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多黨合作新篇章。不久,九三學社、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中央分別派員組成赴黔工作組,對畢節進行了為期13天的考察論證,從專家的角度,對畢節試驗區的規劃和項目,提出了極為寶貴的意見。后來,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與畢節地區協商成立了制度化的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錢偉長親自任組長。民盟、民革、民進、致公黨、九三學社、農工黨、全國工商聯都派重量級人物參加,包括在京各學科、各研究領域的一流專家,組成畢節試驗區各項決策咨詢的智囊團。這項合作制度,至今年已持續了4屆17年的時間(前3屆組長為錢偉長,現任組長為厲以寧)。
1988年6月9日,國務院以“國辦通(1988)38號”文件正式批復,同意建立畢節地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至此,胡錦濤主黔兩年多以來,一個經他深入調查、苦苦求索、反復論證的脫貧方案;一個凝聚著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超前部署;一個凝聚著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國家有關部委、各界有識之士對畢節的關懷和支持,凝聚著畢節各族人民長期奮斗和艱苦探索的重大決策正式誕生了。
1988年6月6日至8日,貴州省委、省府召開了畢節地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工作會議(建立試驗區的標志性會議)。胡錦濤在會上說:“畢節地區是開發扶貧、生態建設的試驗區”, “這是畢節地區的情況所決定的。”他還說,“全國的所有特區、開發區都是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采取出口導向的經濟戰略,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目標;而畢節地區作為內陸邊遠山區,則是以市場為導向,發揮資源優勢,以發展商品經濟為目標;特區、開發區是解決經濟起飛、先富起來的問題,而我們則是改變貧困面貌,繼續解決溫飽問題。”
胡錦濤在會上強調,“牢牢把握開發扶貧、生態建設這個主題,要針對全地區還有300萬農村人口溫飽問題沒有徹底解決這一現實,采用一切有利于擺脫貧困、落后的政策和措施,加快資源開發,加速勞動力轉移,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逐步實現絕大多數農民脫貧的目標。”還說:“要針對全地區水土流失面積已占總面積一半以上的現實,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全面規劃,綜合治理,把生態建設和經濟開發緊密結合起來。盡快停止人為的生態破壞,并逐步走向生態良性循環。如果這兩大目標都能如期實現,那就表明試驗區的改革試驗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當天的會上,胡錦濤宣布:“同志們,經過前段時間的醞釀準備,加上這次會議所做的工作,建立試驗區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序幕已經拉開。這次會議后,畢節試驗區就要由準備階段轉入起步階段。”
有關專家指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一個貧困地區,如此重視生態建設,把貧困、生態、人口問題統籌考慮,協調發展,并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在大范圍實施,世界上還沒有先例。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到1992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人類環境會議上,“可持續發展”才被廣泛認可,正式寫進《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世界21世紀議程》,被規定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戰略。
“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在八十年代無疑是極具前瞻性和科學性的光輝力作。以市場手段和多種成分并存的經濟手段去實施這個方案,則更是這位穩健的省委書記獨具的膽略和魄力。正如后來中共貴州省委、省府一致認同的那樣,由胡錦濤倡導和推動的畢節試驗區確定的“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三大試驗主題,將畢節多年的痼疾,近憂遠慮一體解決,“是一大創舉,對貧困地區具有普遍意義”。
實踐:豐富而多彩
1988年6月9日,是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畢節試驗區的日子,這一天,也是貴州畢節試驗區誕生的紀念日。開發扶貧,就是“要實現由救濟扶貧向開發扶貧的轉變”,“要改革扶貧方式和扶貧工作”。胡錦濤主張用市場經濟的手段,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法,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來改變現有貧困狀況。畢節地區能源資源豐富,水、煤潛力很大。發展所需的資金,靠落后的小農經濟來實現資金積累是不可能的,必須靠開放、開發。投資者不是沖著誰的號召來投資的,是市場魔棒的作用。胡錦濤要求:“堅決克服怕吃虧、怕當殖民地、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小生產狹隘觀念;從思想上解決好讓利于外,讓利在先的問題。”這樣,外面的資金才會流入,才能加快資源開發,促進經濟的發展。要敞開大山般的廣闊胸懷,打開山門,廣納百川,引資合作,加快發展。
畢節試驗區堅定不移執行胡錦濤的指示,遵守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合理讓利,在引進投資合作方面,取得了十分喜人的進展。山東袞礦集團、美國漢斯集團、華電集團、西洋集團、新澳集團、國電集團等相繼進入畢節。更多投資者接踵而來……他們抓住了“西電東送”、西部開發的有利時機,搶灘市場,在水、電、煤、路等項目涉及的幾個縣,承擔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等等。據統計,近年來,大納公路、貴畢公路、內昆鐵路威畢段,金沙火電廠、洪家渡電站、納雍火電廠、黔北火電廠、索風營水電站、引子渡電站、納雍火電二廠、黔西火電廠、大方火電廠、織金火電廠、畢節頭步電廠、大方、黔西城市供水和污染治理、草海污染治理和綜合開發,等等項目,已完成投資235億元人民幣。這將為加快畢節地區的發展和積蓄后發優勢,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有了強大的第二產業,就能如胡錦濤所講的那樣,為“加速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加快城市化進程,才能最終走出貧困。
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多渠道開發扶貧,胡錦濤指出:“特別是領導干部,只要不再兩眼盯著全民,多種經濟成份就可以發展起來。”
在畢節廣泛傳誦著胡錦濤三次看望被他稱為“鄉土人才”的畢節市觀音鄉農民企業家熊廷順的故事。1986年、1988年、1996年曾三次到過熊廷順家,勉勵他“思想要解放一點,放心大膽地領著鄉親們干,爭取當上萬元戶”。并囑咐他,“扶貧要先扶智,要辦工廠,讓鄉親們學技術、學知識。”為了更深入地了解胡錦濤三次造訪熊廷順家的具體情況和動因,記者曾兩次來到熊廷順的企業和家庭采訪。
熊廷順沒有辜負胡總書記的期望。從1984年以來,熊廷順從摸著石頭過河辦企業到大膽追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20年來,他的建筑公司已發展成為包括建筑、房屋開發、五金、建材等在內的集團公司。有員工兩千多人,解決了當地許多少數民族農民子弟、下崗職工、退伍軍人的就業。富起來以后的熊廷順富而思源、富而思進,始終保持著農民忠厚、質樸的本性和勤儉持家的家風,但卻熱心公益事業、樂于助人。每年向國家上繳利稅四、五百萬,他的誠實經營、誠實做人成為當地農民致富和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在當地鄉親和老百姓中有著極高的聲譽和口碑。
他的女兒熊亮對記者說:“我們一定繼承父親的優良品德,牢記胡書記的教導,決不辜負胡書記的期望,把企業辦得更好,帶動更多的人富起來,為胡總書記爭光、讓胡總書記放心。”
熊廷順一家和其它數百萬畢節人民一樣,以他們自身的行動參與了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試驗區的偉大實踐,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親身經歷,生動地描繪了畢節試驗區17年來改天換地戰貧困,科學發展奔小康的偉大歷史進程。
熊廷順只是畢節眾多成功農民企業家的一個代表,正是這一大批農民企業家作為開發扶貧的帶頭人,艱苦創業,樂于奉獻,使畢節一步步脫離貧窮、走向富庶。正如胡錦濤所說:“隨著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各地都涌現出了一批有膽略、有魄力、懂生產、會經營的商品生產經營者,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已經成長為名副其實的企業家,他們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帶頭人,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胡錦濤還強調:“一定要正確對待他們,充分肯定他們在改革和發展商品經濟中的開拓精神,對他們的缺點和失誤,要真心誠意地教育和幫助。要善于發展‘能人效應’,力求用好一個能人,帶動周圍一片,形成一個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良好環境。”
“開發扶貧”有著深刻的內涵和廣泛的外延空間。試驗區17年來,不斷探索和拓展“開發扶貧”的新思路、新辦法,切實有效地提高了農民收入,將貧困人口從1985年的300萬人減少到現在的60多萬人,全區農民人均年收入從1988年的226元提高到2004年的1664元。
試驗區的“生態建設”比“開發扶貧”更艱巨,也更精彩。300多萬貧困人口,可以在20多年里實現脫貧,但畢節地區的巖溶生態遭到大面積破壞之后,20年的時間是難以恢復的。環境的價值往往很多人不予承認,他們漠視空氣、水、陽光對于人類生存的價值,當人們要掏出高于從破壞環境得到的報酬的數倍投資來治理環境時,這才悔不當初,才承認環境價值的存在。生態建設這一主題,是試驗區永恒的主題。據當地干部向記者介紹,當年胡錦濤看完林口鎮和燕子口鎮,小煤廠、小鐵廠、小硫磺廠,星羅棋布,熱火朝天,不僅沒有興奮,而是憂心地說,發展經濟也不能搞得草木不生,莊稼不長??!要在技改上想辦法,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在試驗區由準備階段轉入起步階段的前夜,胡錦濤在會上宣布:“開發扶貧,生態建設兩大目標,如果沒有實現,那就說明試驗區的任務沒有完成。”他提醒大家說,“要實現這兩大目標,任務是艱巨的”,“要強化對開發扶貧、生態建設工作的領導,強化有利于開發扶貧的生態建設的政策,有傾斜地安排開發扶貧和生態建設資金投入和技術投入”;“鼓勵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科技人員、干部,以調離、停薪停職、留薪留職、退職、辭職等方式去承包、租賃企業和承包、領辦、創辦鄉鎮企業,從事開發性生產”。試驗區根據市場經濟規律,確定了林權歸屬和保護的政策,寓生態建設于經濟建設之中,實現非公有制生態投資者、參與者的林權保護,并使之落到了實處。
生態建設的新思路,引發了民眾治山治水的新辦法。試驗區內,“山頂植樹育林戴帽子;山腰栽植植物墻、坡改梯,橫耕聚隴栽培系帶子;坡地種牧草,綠肥鋪毯子;大辦鄉鎮企業、庭院經濟、多種經營找票子;大田大壩改造中低產田土,興修水利,推廣農業實用科技種谷子。”人們稱之為“五子登科”治理方案。
生態建設的目標是水青山綠,減少水土流失,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試驗區在1988年12月1日,正式確定為世界糧食計劃署《中國3356》工程,采取以糧換工方式,中國政府提供配套資金2542.86萬元,糧援組織提供98250噸糧食,通過長達5年的林、土、田、路、水、山綜合治理,使織金、納雍兩縣森林覆蓋率上升至30%,森灌覆蓋率為35%,水土流失面積減少41%,土壤侵蝕量減少68%,年侵蝕指數減少46%。
金沙縣湖水鄉1666人在苗族鄉黨委書記楊明生帶領下,成立了高原營林合作社,從1984年7月起,至91年止,七年共營造林木25300畝,成活率達87%,保存率達82%,還對原有8000畝山林封禁,森林覆蓋率達70%以上,據專家估算,1991年,全社林木價值可達3500萬元,人均2萬元,5年后增值為5000萬元,人均達3萬元。
試驗區坡改梯、退耕、還林還草、封山育林育草和環境綜合治理已經堅持了15年?,F在,畢節地區的森林覆蓋率已由87年的8.53%上升為98年的16.44%,境內四小企業大面積的污染得到遏制。政府正在爭取總投資4.15億元的水土保持世行貸款生態建設項目,進一步擴大退耕還林面積,加快水青山綠的步伐。
“人口控制”是試驗區貫徹始終的主題。貴州省委、省府根據胡錦濤建立試驗區的初衷和創意,于一九八九年元月二十九日研究決定,將這一主題亮在明處,形成與開發扶貧、生態建設并列的重大主題之一。試驗區參照人地掛鉤的辦法,提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措施,規定凡墾荒地政府不予承認并強力制止。
人口控制的關健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質。胡錦濤對熊廷順說過,扶貧一定要先扶智,不要光給錢;要讓他們在思想上、文化上、觀念上有所進步。試驗區還在準備階段,胡錦濤就邀請國家智力支邊協調小組來畢節智力扶貧。八大民主黨派,每個黨派包一個縣、市對口幫助。十多年來,試驗區已接收扶貧資金1000多萬元,興建改造希望小學、職業中學40多所,培訓各類人才近10萬人次。在試驗區各縣,現在到處可以看到“上完初中再去打工”之類的勸學標語,初中入學率有所提高。據統計,17年間少生了80萬人,試驗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1.29‰已下降到11.12‰。
展望:奮進而輝煌
1996年5月11日至14日,胡錦濤再次來到畢節試驗區??吹皆囼瀰^八年來取得的成績,他說:“給我們起碼有兩點啟示:一是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就能走出一條符合實際的發展路子;二是必須堅持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方針”。他希望畢節試驗區今后工作中做到:“第一,在經濟工作上要努力做到四個堅定不移,即堅定不移地強化農業的基礎地位,堅定不移地抓好優勢產業,堅定不移地搞好以交通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堅定不移地推進人口、經濟、生態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做到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人口增長速度下降,生態環境逐步改善,三者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第二,把扶貧作為一件大事切實抓緊、抓實、抓好。對畢節試驗區來說,要認真總結8年開發扶貧、生態建設的成功經驗,制定具體的脫貧目標、政策,確定相應的脫貧項目,嚴格責任,嚴格獎懲,并把扶貧項目和基層組織建設結合起來,把經濟扶貧與智力扶貧結合起來,把國家、社會各界扶持和自力更生結合起來,加大扶貧力度,加快脫貧步伐。第三,進一步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供優良環境。第四,抓好黨的建設,奠定堅定基礎,為實現跨世紀的宏偉目標提供組織保證。”時光荏苒,17年的時間彈指一揮間。然而,在畢節地區的歷史上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圍繞著試驗區的三大主題,他們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階段性成果。
古之大治天下者,其要旨在“適變”和“卑政”。所謂“適變”,是指治國方略要因時而變,不可拘于某種成法,更不必效法已有的成規,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所謂“卑政”,是指政策不以好高騖遠、玄妙難行為貴,而應以切合實際,利民易行為高,也就是親民、務實。這也正是新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執政理念和執政風格的集中體現。
畢節試驗區之所以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之所以獲得突破性的成功,正是因為做到了“適變”和“卑政”。畢節試驗區的建立和發展,應該說有它歷史的必然性,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
把畢節試驗區放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來看,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深圳特區、浦東開發區的建立是為了解決沿邊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問題;而畢節試驗區的建立則是為了解決廣大貧窮落后地區人民溫飽,走上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問題。一先一后,一東一西,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在治國方略上的高瞻遠矚、宏圖大略;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勵精圖治、執政為民的良苦用心。
翻開中國地圖,畢節地處西南黔、滇、川三省交界之一隅,封閉、落后、貧窮。而當畢節以脫貧奇跡凸現在世人面前時,那里的創業者已經不聲不響地奮斗了17個春秋。
雖然,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發達地區比較,畢節乃至西部仍然相當地落后和貧窮。然而,畢節的開發建設方興未艾,中國西部的開發建設方興未艾,這里已是一片熱土,這里正展示著中國西部的未來和希望。